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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汝伦 日寇投降

李汝伦
日寇投降
满天凉露压降旗,武运凋残日下西。
会看大和魂葬处,豺鸣哭化暮鸦嗁。  

箪壶合泪万家情,日日围听故国声。
月到街心传语遍,秋风已动武侯旌。  

大豆高粱十四年,八千里地一愁颜。
田园寥落从头理,流浪歌悲驾鹤还。  

批斗会后
强弓天网正高张,满目牵黄复擎苍。
猎物不肥还太少,空劳鞍马下围场。

已料头颅上祭坛,归来长路渡波澜。
稚儿略识亲心苦,扑到怀中送块甜。  

珠江桥下自由城,几度徜徉洗辱行。
纵是澄波招手唤,摧心难断女儿声。
[]余曾多次欲抱幼女到海珠桥上一纵。

微 尘(一九五八年)
偷生忍辱丧斯文,妙手谁堪回个春。
丹诏明颁驱谪客,青山恩准荡诗魂。
劳形荆棘藤缠履,漏雨蘅茅夜闭门。
有幸居然成大敌,可怜自顾一微尘。  


更深纔下炼钢台,倦意千斤压倒栽。
长喙尖尖叮梦上,耳光扇了自家腮。

纱厨多洞自由风,底事迟留肉肆中?
大吼一声还我血,肚囊破处掌心红。  

交 心(一九五九年)
臣胸何事为君开,花样翻新老鹿台。
噩梦变形思想犯,史篇遗笑惹人哀。

智舍掏光缴债钱,涕流百斗泪三千。
茫茫净土无心国,月锁深宫正好眠。  

覆家书(一九六〇年)
秋抹红消生意殚,开封泪尽背人看。
一行雁越千山苦,万里家归半寸难。
语报平安糠代米,心知放达顶加冠。
岭头残绿留余热,壮也如人耐得寒。
[]乡音断绝三年矣,忽有长兄书,历时数月,辗转投来。询问殷殷,手足情切,因泣而作覆。 

遭围攻(一九六三年)
行间搜索句间寻,嗅罢欢呼异味闻。
九族株连标点亦,满篇谁个不刁民。

壑底风鞭岭上雷,三千仞岳乱云围。
拔山魂去归何处,再唤虞兮剑一回。
[]一九六三年余有文谈作家观察生活问题,被左卒指为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,遭报纸连续围攻。攻击手中有名牌大学之教授,有专业文艺评论家等一级左派,其中有某位评论家读余草稿而大赞行文势如破竹论据有理者,一觉醒来,突然变脸加入攻击行列。余在家中,拉京胡解闷,所拉为《霸王别姬》中舞剑一段二六及《夜深沈》曲。此事亦遭左卒会上猛批,“态度恶劣,不思考问题,有对抗情绪”云云。反右时亦有同类事件发生,所用语言相似,惟所拉曲子已记不得也。  

转蓬
躯干年年类转蓬,艰难病魄委雕虫。
一竿湘竹摇阴影,五月榴花堕瓣红。
心境暗随书卷展,酒肠合与阮囊空。
开门望树怜伤叶,似软还狂打面风。


    李汝伦(1930-2010),吉林扶余人。号种瓜得豆庐主人、得其所斋斋长。诗人、杂文家。1953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,1957年后长期被逐乡间劳动。1981年创办主编《当代诗词》。


老辣居
西江月・惑事(二首)
――读《阅某诗词大赛“李杜杯”部分获奖作品》(二首)
次韵
面对歪风邪气,自当疾恶投枪。缘何说是太荒唐,欲向阿谁拍掌?  过了仕途腾达,又来梁苑飞扬。敲锣打鼓没名堂,喊叫焉能获奖。

惯赏花厅鹦语,怕闻草野鸿鸣。吃鱼啖肉卧车行,那管贫民苦境。  堪叹朱门遗老,偏怜“左”氏幽灵。馀生何事最关情?踏践真情吟咏。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
1995年

西江月・菊讽愉诸正名(二首)      
――《感事沁次韵续吟,读安迪光先生评“李杜怀”两文②有作     `

梁苑方迎嫩蕊,全陵乱扫机枪。正邪颠倒闹唐唐。亏杀鲰生附掌。  旋律原涵讽谕,主音愤激高扬。倡廉反腐自堂堂,敢斗歪风当奖。

枉自谰言狂喊,徒然呓语哀鸣。何如知悔正途行,走出愚迷困境。  莫再空呼口号,但须纯洁心灵。眼光向下顺民情,学点香山高咏。
1996年
【自注】
①感事:指老辣《西江月・感事――读安迪光先生〈阅某诗词大赛“李杜怀”部分获作品〉(二阕)次韵》,载《当代诗词》总第34期。
②两文:指安迪光《这是在“弘扬主旋律”吗?》和《诗词也要讲政治、讲正气》,载《江海诗词》。

陈应麟
读姜国宪先生《西江月・为讽谕诗正名》想到的
杂文,从延安时代批判《野百合花》,把王实味打成反革命起就成为了犯禁的文体。这是“文革”先声、“文字狱”的开始吧。以后的胡风案、反右派、文革,“文字狱”规模之大,株连人数之多绝对是史无前例的。秦始皇焚书坑儒只有四百多人,雍正时代的吕留良案也只株连了一千多人,胡风案是几千人吧,反右就是五十多万。文革中的“文字犯”大约要以百万、千万计吧?
杂文近几年有了发展,但不敢谈大事大问题大人物。讽谕诗还处在口头承认阶段,现实中还是被视为邪门歪道。以拙作《套数・集贤宾超声波对话》为例便是证明。如该曲得到了评委“用语庸俗”的评判。我曾写信表示异议。《红楼梦》中薛蟠的“女儿乐”,其中用语该粗俗到家了吧,这“粗俗”的帽子是戴在曹雪芹头上呢,还是戴在薛蟠头上?当然是戴在薛蟠头上。曹雪芹“一枝”笔写了那么多人的生活用语,都因人而异,否则就不会有各自的个性了。《诗经》中的讽谕诗很多是众所周知的。屈原的代表作千古绝唱的《离骚》,我认为是正宗的讽谕诗。“长太息以掩泣兮,哀生民之多艰”、“岂余身之惮殃兮,恐皇舆之败绩”,是多么沉重的忧患!曹操、曹丕如果没有那些状写时代惨淡的诗,还能执建安之牛耳吗?杜甫那么多的诗,如果没有“三吏”“三别”还成其为杜甫吗?白居易如果没有写《新乐府》,能成其为白居易吗?
先进文化,我认为就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文化。是“智者见于未萌,愚者暗于成事”的“先知先觉”。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先知先觉者,他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,要救中国就要改造国民性,要“救救孩子”,他“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,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”,他勇于而且善于向一切谬误毫不留情地掷出投抢或匕首,总是百发百中。任何时代都绝对需要像鲁迅先生这样的先知先觉者。只有先知先觉者才能成为代表先进文化的文化人。那跟着屁股转,一味地歌功颂德能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吗?郭沫若在《女神》时代是先进文化人。他在歌颂三面红旗歌颂江青为旗手的时代则是失节的应声虫了。我写过一首诗《请教郭沫若问答》:
问:“少壮堪称革命家,自曲奔放吐英华。晚年何故轻名节,甘作应声群里蛙?”
答:“少壮精诚爱国家,誓捐肝脑报中华。老来官帽遮双眼,陷我沦为井底蛙。”
一口气顺笔写了这么些话,好在是朋友谈心,随便谈谈罢了。搁在三十年前就该是一个最恶毒的“文字犯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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